李赋宁：博雅精神的传承者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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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精神

李赋宁先生能够在中国的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研究以及莎士比亚研究中取得诸多的成就，培养出杰出弟子，是与吴宓先生对其的教导分不开的。吴宓先生与李赋宁先生一家是世交，从踏入清华大学的第一天开始，李赋宁就多方面地受到了吴宓人文主义思想和学问的熏陶。

原文 ：《博雅精神的传承者》

作者 | 四川外国语大学   李伟民

图片 | 网络

李赋宁初入学于北有圆明园、西山、颐和园、玉泉山、碧云寺等名胜，内有苍松老桧、杨柳竹石、藤影荷声、流溪观鱼听蝉的清华园。但他还来不及欣赏“槛外山光，窗中云影”，就“痛南渡”，“辞却了五朝宫阙”，弦歌不辍在春城了。1939年，李赋宁毕业于其时已搬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毕业时仍领清华大学外文系文凭），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西南联大期间，在“天长落日远”，“乾坤晨昏浮”的危急存亡之秋，两人成为可以倾吐心曲的“忘年交”，吴宓将很多重要甚至琐碎的事情托付学生李赋宁办理。

“学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在中国教育史上，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所提出的培养“博雅之士”的教学方针在人才培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李赋宁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史料中也说，“抗战前清华外文系曾以培养‘博雅之士’作为本系的任务，要求学生‘熟读西洋文学之名著’，‘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这样一批被称为“博雅之士”的“清华学人”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功，在于为中国的西方语言文学研究在深层次意义上设立了个人精神与学术风格上“博雅”之风习。而这一培养目标主要是由吴宓先生主导拟定的。

清华大学外文系和西南联大所设的“欧洲文学史”、“翻译”、“文学与人生”等课程主要由吴宓讲授。这些课程继承和延续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建系之初的必修课程，也是外文系学生最重要的几门专业基础课之一。其中“欧洲文学史”不仅包括西欧、北美文学，还兼及俄国、东欧，以及印度、波斯、日本等国文学，为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系统的世界文学知识。

亦师亦友

自1990年以来，国内共召开过七次吴宓学术研讨会。2016年4月14—15日，西南大学隆重举行了江家俊教授捐赠吴宓先生在美留学期间读书笔记及吴宓纪念室开展仪式。这是吴宓先生的读书笔记首次面世。

吴宓笔记文稿共有7册，厚薄不一，时间从1917年到1921年，包括吴宓先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所有读书笔记、听课笔记、作业（许多都有任教老师的评语及分数）、论文（如在《波士顿邮报》上发表的有关红学文章）、讲稿等，所用外语有英文、法文、拉丁文等，皆由吴宓先生本人精装成册，保存完好。吴宓先生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他的这批学习笔记真实记录了当年师从欧文·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的实况，课程设置及教学要求，对于今天学科史研究无疑提供了最为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我国许多知名学者均为吴宓先生的学生，如钱鍾书、季羡林、曹禺、王力、李赋宁、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郑朝宗、浦江清、戴镏龄、周珏良、茅于美、许渊冲等。前几次会议都是在李赋宁先生的亲自主持下召开的。从现代文学史将吴宓、“学衡派”树为“反面人物”、“守旧派”，到吴宓研究今天的繁荣局面，是与李赋宁对恩师吴宓的崇敬和深厚感情分不开的。

据我两次通读前后共20册《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的统计，吴宓先生在1910-1974年的日记中一共记载了数百次和李赋宁先生的交往记录，无论是在一起用餐、邮局寄信、银行取款，还是读书、考试，乃至操心李赋宁的婚姻、晒被子等生活琐事，吴宓先生都有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作为学生的李赋宁对老师的尊敬。在“于安思危”中，对艰苦环境安之若素的人生态度、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对人类的悲悯情怀和其中蕴蓄着的深厚情感，充分体现在师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而这些正是“博雅之士”的题中之义和隽永形象的生动缩影。

如1939年7月30日，吴宓先生记载“寻得赋宁，命径制姜汤。”1939年9月2日，“赋宁完卷出场……为慰解宁考事之困疲……陪宁游步翠湖。”1942年1月14-19日，“宁率本舍仆僮至新新购咸菜肉丝面来。宓甚思食。”1944年8月5日，“曝宁被褥床板于宓窗际”；1944年8月13日，“下午助宁晒被褥”，等等。1944年吴宓去成都燕京大学讲学，命李赋宁替他看守房间。而李赋宁后来翻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则与1942年9月10日，吴宓先生在他那里翻阅《乔治艾略特的生平——根据书信和日记》这本书不无关系吧。1938年11月12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下午2-3，宁来室中补考《欧洲文学史》。” 这次“补考”具体原因不知是什么，可能是李赋宁先生临时有事错过了考试时间。但是，吴宓对学生要求严格却是一贯的。李赋宁后来成为西方语言文学大师与这次“补考”也不会全无关系吧？1941年4月5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为李赋宁举行研究生毕业初试，吴宓称赞李赋宁“是真正的学者”。清华读书风气很盛，作为吴宓先生弟子的李赋宁明白，“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当李赋宁从耶鲁学成后，吴宓勉励：“弟在美四年，单就西洋语文及文学知识材料论（不论中国学问及创造著作）弟今当为中国第一人，恐锺书实不能及，宓更空虚不足言矣。”

吴宓先生的读书笔记首次面世

20世纪50年代，研究“大、洋、古”的莎士比亚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显然不合时宜。当然，也有骤雨暂停之时。在1956年，李赋宁先生还可以发表研究莎士比亚《皆大欢喜》这样的文章；就是在1957年的5月以前“还可以积极展开西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以响应号召“帮助解决一些有关文学理论和文学翻译的问题，此外它还有吸取外国人民的优秀文学传统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活的重大作用。”但是，紧接着在1957年第2、3期《西方语文》上，李赋宁先生发表的《乔叟诗中的形容词》这篇文章在“双反运动”中被作为典型遭到了批判。

1958年第3期《西方语文》发表的《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红旗插在西语教学和研究的阵地上！》一文的编者按说：“约请了一部分高等学校西语教师笔谈双反运动中所揭发出来的西语教学与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一领域拔白旗，插红旗，实现西语教学的大跃进。” 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大学讲授、学习莎士比亚和西方语言文学是要冒风险的，更会遭到批判。在《西方语文》精心组织的这一组火药味十足的文章中，批判者谈到外国语言文学界的现状：“谈到文艺复兴时代，则认为是人类文化的顶点，读一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胜过二十年（这句话和马克思讲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对照一下，会令人发生怎样的感想呢？）但对于英国目前的进步文艺，却只作为讲授的附录。”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厚资薄无’的现象”，“在西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资产阶级思想还在顽强地守着它的阵地，东风还没有完全压倒西风。” 而且“更令人惊心怵目的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把西洋古典文学有批判地介绍给青年，雪莱的名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也就快到’居然被右派分子用来做煽动青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这样看来，介绍西洋资产阶级古典文学作品的工作竟变成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批判者认为，“他们对根据古典作品拍成的片子，如‘罗蜜欧与茱丽叶’，可以看了又看，百看不厌，但是对我们自己的优秀影片‘董存瑞’和‘平原游击队’则就是不看。这又是一种什么感情？如果真是从心里爱新社会，怎么能不看？如果真是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怎么能不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看社会主义的电影？批判者看到在被批判者眼里，“世界上只有两本书可读：一是红楼梦，一是莎士比亚。”在这期《西方语文》中，李赋宁先生也遭到质问，《乔叟诗中的形容词》“非常不切合实际，一般读者对此不感兴趣，通晓中世纪英语的人也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新东西。通篇从头到尾是给已死的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偶尔说的一句话，作了详尽的注解……难道这不是名符其实的为资产阶级服务么？……论文究竟是为我国广大读者服务呢，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问题岂不很明显？……追随资产阶级治学的老路，那只是死路一条。‘西方语文’面临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问题，我衷心希望立即把红旗插在以后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上。”批判者们强调李赋宁的《英国民族标准语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受到批判。

然而，包括吴宓先生和李赋宁先生在内的一代杰出学者，创造了“内在于自己生命之中而又超出于生命之外的学术精神”，在最终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后，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值得毕生为之努力才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8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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